面对四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这种人口红利，低成本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土地资源都逐渐消失了，这个时候经济应该怎么样去应对？
王牧笛：就是着名发展经济学家说的那个“刘易斯拐点”。
闫肖锋：对，怎样进行产业升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富跑跑”的问题，怎么样拢住这批富人？因为拢住他们就拢住了资本，拢住了创业。第三个问题，怎样解决老百姓不敢花钱的问题？也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把那8000多亿全部用在老百姓的福利、劳保上，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现在大家是因为有后顾之忧，才不敢花钱的。第四个，我觉得也是最困难的，就是怎样解决阶层固化、社会固化的问题。怎样让有能力的人，社会中最有冲劲的这个群体，突破阶层的瓶颈，使得整个社会重新充满活力。
王牧笛：其实肖锋兄说的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的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它的观点是说，当一个经济体达到了人均GDP在3000到美元的时候，它既有的一些发展战略，或者现代化的目标可能会受到阻碍，而当年快速增长所积累下来的问题会集中地爆发，比如说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但我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也应该是“郎眼”格外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亚洲“四小龙”当年也经历过这种中等收入的陷阱，但为什么它们跳出来了，而东南亚、拉美、非洲都没有跳出来？
郎咸平：跳不出来的是大多数，跳出来的只是少数，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旦碰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突破点，这个突破点是什么？到了低增长时代，企业的利润是最重要的。这“四小龙”之所以能够突围而出，企业利润帮了个大忙。讲得更具体一点，这就是该转型升级的时候了。我想再谈一个观点，以台湾为例，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突然出现的，比如说台积电、联发、日月光、宏碁等，在当时这叫做台湾的“腾笼换鸟”。也就是说，台湾传统的雨伞业、制鞋业还存在的时候，这些企业突然就起来了，怎么起来的？它们提出一个代工的新思维，我们现在把当时台湾的代工都理解错了，我们认为做运动鞋叫代工。
王牧笛：我们说到代工的标志就是富士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