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说：“那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余昔沉吟片刻说：“现在我们反省一下，从北京调到地方之前，我确实有点过于自信了，以为只要自己能做事就没什么搞不定的，可如今看来，你们这个地方的情况的确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我在北京那一套在地方的确有点水土不服。”
我说：“是啊，我们是要转变思路了，上次我跟组织部长王敏谈过，她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年少得志，对这个世界其实是缺乏深刻认知的。”
余昔说：“没错，我们都有点高估了自己，以为自己不是沾了家里的光，其实别人很多事并不是给我们面子，而是给我们家里面子，可惜我们分不清楚。”
这其实是我跟余昔都面临的问题，我们虽然都在基层干过，可由于家庭原因，我们站的角度和考虑问题的立场都和那些在基层煎熬多年的人截然不同，在我们看来很简单，甚至无所谓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却非常重要。